产业经济学是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学，我国产业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全面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成果来推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实践，是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方向。
西方主流的产业经济研究聚焦产业组织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市场规制等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与现实应用。中国的产业经济研究除产业组织理论内容之外，还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产业规制等内容。
西方的产业经济研究成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英国、美国等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越过了罗斯托描述的“走向成熟阶段”，进入了“大众高消费阶段”。由于其市场的有效性较高，经过长期的调整和演进，产业结构日趋高度化与合理化，研究重点聚焦于产业组织内部，致力于企业行为研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发达国家也进行了丰富的关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内容大多被归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学科范畴。我国产业经济研究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是我国从“准备起飞阶段”向“起飞阶段”的转变和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国际主流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已经确立，日本等后起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干预政策和贸易政策实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因此，中国学者在产业经济研究的过程中，将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问题纳入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是顺理成章的。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经济技术环境、世界贸易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的产业经济研究需要进一步重点探索的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业发展与结构演变规律；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中国产业规制的经验与成就；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产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述理论成果，对于中国产业经济学的确立，对于丰富世界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现有的产业经济研究的学术范式、学科框架和学科体系，大多仍然基于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这种基于西方制度基础、经济条件和企业运行方式开展的产业研究，即便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问题，也是基于先行者的视角来看待后来者的发展，其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需实践的验证。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或地区处于“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甚至“起飞前阶段”，同样迫切渴望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新时代的产业经济研究，在立足验证和检验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产业理论的有效性，从而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理论和实践经验。
我国的产业经济学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运输经济、建筑经济、消费经济、信息经济等学科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借鉴融合了西方主流产业经济学中关于产业组织部分的内容。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企业间、产业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和复杂，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也日趋紧密，产业经济学多学科融合的优势日益彰显。作为一门应用型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企业和产业领域内的经济实践是研究源头。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探索数字产业发展规律成为重要导向。
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就是日益繁荣发展的数字经济，从根本上革新了产业发展的范式和规律。一是影响范围遍及所有产业。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成数字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传统的技术创新一般仅推动与技术相关产业的兴起，数字技术主导的经济除了形成数字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外，还通过数字要素渗透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代表产业升级的方向。二是融合式发展，涉及不同产业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和市场的融合。结合融合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笔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近段时期对制造业的重视和全球制造业占比上升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对制造业附加值的影响更加深入，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三是平台型企业处于重要地位，对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平台型企业反垄断也是数字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平衡。四是重视产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发展模式下先污染后治理形成的环境治理理论，数字经济诸多特性决定了数字产业发展必须绿色协同推进。五是在把握全球数字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提出针对性政策。总之，数字时代的产业结构分析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中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投资和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教育支出结构等的变化问题，以及城镇化及其影响等方面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产业经济学研究。
我国经历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变迁过程，这也意味着，产业经济研究的各个模块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与其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期相比，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现实，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时空错位问题。另一方面，相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环境更容易产生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比如，在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方面，库茨涅兹、钱纳里等理论先驱分析了伴随着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13个特征，这些内容对当下中国产业转型的实践仍然具有重要解释力，但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特有的产业基础。再如，国内产业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部分，我国学者大多简单介绍西方的企业理论。实际上，我国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决策、企业行为、企业责任和企业绩效不同，将西方企业理论与我国实践有机结合，尤其是对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行为、企业责任和企业绩效进行深入研究，是促使产业经济研究体现中国特色的必然选择。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