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改变了各民族历史相互隔绝的状况,使人类几大文明在发展演进中相互遭遇,并走向融合。东西方文明生态观的藩篱古已有之,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才使得东西方生态观得以相互交融。因此,理解生态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共识,就需要以地理大发现为节点,认识东西方古代各自的生态观,分析生态观从古至今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
从古至今,人类关于自然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在古代,人类将自然看作是养育者,对自然倍加呵护、倍加关爱;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人类开始改变这种有机的自然观,逐渐走向了机械论自然观,开始对自然进行征服,由此导致了今天严重的生态危机;到了近代,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人类开始重新认识自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运动的兴起是对人类活动反思的结果,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重新复活活生生的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古代生态观的复归。这种生态观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重新认识,更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因此,重新思考和发掘这些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在对待自然的观点上毫无疑问是相通的,他们都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的养育者,以母亲的形象来做隐喻,对自然的利用首先是以对自然的保护为前提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
从西方来看,不论是古代的哲学、文学、绘画艺术,还是炼金术和采矿业,都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而善良的女性,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中给人类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隐含着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性约束,当人类将地球看作母亲时,自然会联想到人类自己的母亲,这就从社会道德层面限制了人们对待地球的行动类型,即更多地给予地球以保护,而不是征服。例如,当时的炼金术认为,金属是在地球子宫内成长并转变成黄金的,这就像孩子在女性子宫的温暖窝巢中孕育成长一样,同样,地球的泉水就像是的血液系统,地球以的样子进行运转,对地球的贪婪开发就是搜寻地球母亲的全身,这在道德上是耻辱的、被禁止的。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在近代以前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和谐相处的关系。在伊斯兰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观念,如《古兰经》就写道,真主“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自然是真主创造出来的供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求人类珍惜生存条件,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态观。
古代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孕育出了灿烂的文化,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文明奇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的思想,并且也是以母亲的形象作为隐喻的。例如,道家曾提出自然无为和天地父母的思想,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一生天地,然后天下有始,故以为天下母,既得天地为天下母,乃知万物皆为子也,既知其子,而复守其母,则子全矣”,这就是说,天地万物同人的关系,如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再如“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其身,得其血脉,宁疾不邪”,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有机论的生态自然观,其中所隐含的道德比喻,实际上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限制。儒家思想中也包含了生态观念,荀子尽管以“制天命而用之”为人所知,但是他所提出的以时休养生息、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古代最为杰出的生态思想,如他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是农业社会进行生产的基本原则,也是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规则。此外,佛教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如禅宗的“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就是无情有性思想的生动体现,这就是说,即使是山川草木等无情物也有佛性,自然万物都是佛性的体现,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更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这与近代的生态观已经相当接近。唐宋以来,儒释道三家逐渐走向融合,至宋育出了理学,而理学本身则继承了三家精华,生态观上也毫不例外,如理学家程颐、程颢对于天地自然之理就曾说道,“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 ,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主张以己心体草木鸟兽之心,饱含着对动植物的“同情”。至明朝,以王阳明为代表,生态观依然是整体性的和有机的,如王阳明就在《大学问》中提出了“万物一体”的生态观。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中国的智慧,对于今天的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人类对自然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作为理性的另一面,自然的无序、混乱和灾难逐渐成为人类克服的缺点,以“知识就是力量”为代表的科学则使得自然不再神秘,并赋予人类以力量,借以征服自然。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使得资本的逻辑得以无限度地扩张,自然资源作为地球孕育的产物,不再具有道德的含义,而只是成为获得利润的原料。在资本的增值面前,人类开始失去理智,疯狂地对自然进行掠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生态问题也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资本主义在对自然的破坏方面也超过了一切以往时代的总和,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首要威胁,那个活生生的具有生命力的自然已经被人类杀死了。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进行了深刻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异化的解决要到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等于自然主义,对自然十分重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是一种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一方面,自然界不是人的身体,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另一方面,自然又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对自然的破坏相当于毁灭人类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可以总结为人在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以实践为基础认识和改造自然。二十世纪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生态运动日渐兴起,生态治理日益成为人类的共识。生态治理是人类为救赎自身而向自然的赎罪,这既是自然的复活之路,更是人类的复活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建设是必然之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吸收和利用一切人类关于生态保护的优秀思想,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要求改变发展理念,不再依靠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进行发展,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全社会树立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意识,凝聚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促进公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