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总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深刻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精辟概括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重大转变”。其中,“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体现了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深刻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表达了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彰显了大国责任与使命担当,“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使得真理的光芒更加璀璨夺目。“四个重大转变”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谱写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
习总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深刻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明确指出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1]这“四个重大转变”,是对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系统阐释了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对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谱写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同单一有机体不同,生态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有序、复杂、多样的生命系统,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链条,存在其内的各要素既有自身独特的功能、构成与变化规律,也与周边要素彼此作用、相互耦合。自然生态系统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动态运行能力,与外界环境随时随刻进行着大量的物质交换与能量传递,自然生态系统在未受到人类活动或是其他外部因素干扰与破坏的情况下,其结构与功能十分和谐有序,在遭遇到轻度干预时依靠其自身的内部机制可以重返稳定、协调状态。针对生态系统的这一特殊属性,我们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方案,并逐步将其规范化、制度化。生态治理作为当前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极具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系统思维出发,统筹考量环境要素的整体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贯性、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此,习生态文明思想从现实境遇出发,积极提倡强化整体性的制度理念,这是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
从农村“厕所”着手到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2]从企业节能减排到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统筹做好“双控”“双碳”工作;[3]从产业结构优化到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4]从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建设到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5]等。由点到面、由此及彼,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生态环境建设由原来的“点状突进”“重点整治”汇聚成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化治理的“整盘棋”。2022年11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多家单位印发了《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在现有环境治理体系结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职能部门履行好自身职责并形成工作合力,有效解决以往部门各自为战、效能低下、成本过高等问题,不断健全权责明晰、齐抓共管、运行顺畅、保障有力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实现部门履职由“各自为战”“浅耕粗放”到“协同一致”“精准高效”的积极转变。系统治理观念的提出有效解决了原有生态环境治理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各管一摊、相互掣肘的难题,在复杂现实与多重目标中积极寻求着力点、平衡点与突破点,努力打造生态文明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与可持续性,促成了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
随着生态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持续推进和整体跃升,生态环境各要素间、生态治理各领域间、生态建设各环节间的内在关系呈现出日益复杂和密切的发展趋势,厘清各个要素的基本功能与作用关系,从制度层面出发,深化对协同治理与统筹治理的整体认知,规范制度建设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成为当前我国生态保护的亮点。不仅如此,生态环境的治理涉及乡村与城市、地上与地下、岸上与水里、陆地与海洋等多个空间范畴,不同空间有着各自的内部特征与治理要求,因而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方案,做到目标协同、指挥协同、责任协同、政策协同,协调有序、统筹兼顾。习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我们向着实现治标与治本、渐进与突破、当前与长远、部分和整体、难点和非难点双向平衡与同步协调的目标前进,在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护航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的早日实现。
具备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是我们赢得这场生态环境保卫战的关键,要做到“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6]。历史主动根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和对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认真负责。习生态文明思想应时代之变迁、领时代之先声、立时代之潮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引领力,客观清晰地指明了生态建设从“怎么看”到“怎么做”的发展新路径。习生态文明思想在深入分析我国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强调要坚持转变观念、压实责任,提升全党全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做到“准确识变”的同时,向着“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方向发展前行。
历史的经验反复告诫我们,人与自然不仅仅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并且是共存共荣的安全共同体、价值同构的利益共同体、互馈互益的发展共同体,因此,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也处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转折期和窗口期,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场大仗、苦仗、硬仗、攻坚仗,动真碰硬、全力以赴、凝心聚力,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这不仅是观念和态度的巨大变革,更是责任感与信念力的爆发。取得这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掌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历史主动,拥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历史自觉。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单打独斗,亦不是被动而为,美丽中国的实现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奋楫笃行、明辨善行、身体力行,方能做到守正笃实、磨杵成针。人类从遥远的蛮荒时代走来,曾经滔天的洪水、苍茫的大地是人类迈向文明的“拦路石”,“征服自然”也就成为人类谋求生存之路、跨入文明门槛的必然选择。但人类不应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西方那种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末端治理”理念,已经被时代所抛弃,坚定不移走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生态治理之路,才是实现环境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必然选择。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突出体现在党和政府坚持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主动为自然生态预留休养生息、自我修复的时间与空间;建立更为严格的管控体系,规定“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制定并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保护体系,坚决扛牢、压实生态环境建设的责任等。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涂不可以应无方。建设生态文明、构筑美丽中国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需要我们在历史演进的逻辑中顺势前行,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不断进步。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着中国党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观点和方法,是正确认识、把握和遵循自然规律,走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因素。新征程上,习生态文明思想指引着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避免出现“竭泽而渔、焚林而田”的生态窘境,描绘出一幅“造福人民、泽被子孙”的美好图景。
地球作为人类目前已知的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是全人类乃至所有生物物种的共同家园。推动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与高质量发展,是世界各国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中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劝解一些大国放弃旧有的“零和思维”与“霸权主义”,并与世界各国一道依据导致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责任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发展的现实状况,在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框架下,厘清自身在当今全球环境治理中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外化为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全球经济向“绿”而行。
中华民族向来敬畏自然、热爱自然,自古就形成了天人合一、取物有时、节俭节用、循环发展的生态环保理念。新时代的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扩大全球绿色版图,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对此,习总强调:“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9]党的以来,中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致力于环境的整治与保护,塞罕坝创造“沙地变林海荒原成绿洲”的人间奇迹、苍山洱海再次成为游客眼中的“诗和远方”、九曲黄河呈现“大河潮涌、润泽万物、川流不息”壮丽景观经过不懈努力,环境治理的绿色实践结出累累硕果,一系列中国生态治理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瞩目与称赞。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紧跟时代、放眼全球,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并主动发挥大国应有的引领与表率作用,自觉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面对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等现象,中国积极参与打造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与落实,为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章立制并作出行动安排;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履行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责任;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并与国际社会一道探索“双碳”目标下发展新路径;以主席国的身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促成具有历史性、转折性,且务实平衡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端正的姿态推动世界各国加入绿色国际合作的行动中来,携手他国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这不仅是宽广胸怀与格局的展现,更是坚定决心与勇气的流露,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高度认同。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价值就在于回答时代课题,推动实践的不断发展。新时代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突出问题和现实困境,始终根据时代的进步需要和人民的普遍愿望,系统部署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11],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2],明确“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13]习总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旗帜鲜明、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当代生态环境基本情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关系,全面系统贯彻新发展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缺乏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习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而且系统诠释了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长久以来,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我国走上了一条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为此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而要建设好生态文明,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转变思维是前提。习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和当代西方生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反生态理论的进步思想。马克思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4]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其次,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当中所包含的自然观也是习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节用水火材物”“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等,都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巨大精神财富。最后,习生态文明思想也借鉴了部分当代西方生态理论的相关内容,如奥波尔德主张的“大地伦理”理论、罗尔斯顿倡导“自然优先于文化”观点、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发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重视人的作用的“浅绿”和注重自然地位的“深绿”等。习生态文明思想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思想当中的合理成分与科学观点,并在克服其思想局限性中实现自我完善。习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科学的、系统的、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理论,顺应了全球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潮流与趋势,是支撑我国环境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是要达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这一目的“船”和“桥”。
党的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实现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统一。“四个重大转变”的提出充分证明了习生态文明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也体现了其规范严谨的科学性、无可比拟的生命力,将进一步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参与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美好愿景中来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我们正在推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前无古人且毫无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开创性事业,必须克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固有障碍与冲突,沿着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轨道稳步前行。习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丰富与发展,满足了我国环境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有效破解我国生态困境之需、指导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之策、彰显大党大国世界情怀和责任担当之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与时代价值。
【本文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习关于培养时代新人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9BKS107)的阶段性成果;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戈对本文亦有贡献】
[1]习:《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7月19日,第1版。
[2][3][8][11]习:《习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34、215、362、437页。
[4][5]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0、51页。
[6]习:《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人民日报》,2023年8月16日,第1版。
[9][13]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4、100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习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