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五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习总强调，巩固反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为了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必须继续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以来的生态治理、党内监督的新发展、反的民众参与以及新时代反手段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应用等视角，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以期对有效推进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斗争提供参考和建议。
近年来，习总在多个场合提到“生态”或“党内生态”，生态成为中国生活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习的讲话强调了营造、重构生态的重要性，学界的研究也多是围绕着生态的概念阐释、中国生态存在的问题、净化生态的策略等方面展开。
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整治生态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文章之所以用“整治”，而非“净化”或“重构”，主要是因为“净化”和“重构”侧重于生态的治本之策，而目前处于治标为主阶段，相应的举措也集中于遏制生态恶化的势头。“整治”更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体现了重构生态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科学地评估整治生态的措施、总结经验对于重构生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些最新实践的总结、评估研究较少，文章着眼于对中国生态治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分析与总结，为下一阶段生态建设的深化提供参考。
什么是生态？当前话语中的生态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和特殊意义？判断生态好坏的标准是什么？生态恶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分析有助于人们系统地分析中国生态整治的成效和经验。
通过梳理关于生态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为大致的界限，前后的研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之前的生态研究偏重于学理分析，主要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分析，强调借鉴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系统内部及与其外部的关系。①考虑到近年来对生态的研究转向，而且有学者已经对生态学视角的生态研究做了详细的综述②，文章对此不做过多介绍，而侧重于之后的生态分析研究。
2013年1月，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1]。之后的一系列论述奠定了当前国内学界生态研究的现实基础。总的来说，习关于生态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态的内容。生态一词是对当前中国生活中诸多现实问题的高度概括，涵盖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廉洁等多方面内容。[2]第二，生态的重要性。如同自然生态对自然环境气候的影响一样，生态也影响着从政环境。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营造良好的生态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应有之义，生态是检验管党治党的重要标尺。[3]第三，净化生态的方法。营造良好的生态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标本兼治，抓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4]
生态是党的基于当下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反斗争以及领域存在的若干问题和治理实践而提炼、倡导的一个概念。如果说生态学研究主要是理论推导和理论创新，而非现实的抽象概括[5]，那么之后关于生态的研究则是对现实的直接回应。生态不再停留在学理层面，而成了话语。可以说，之后的生态研究是对中国现实的阐释，是中国化了的生态学。由于对生态的论述侧重于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在实践和研究中逐渐发展出了“党内生态”“廉洁生态”等新的概念，并衍生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体现了“生态”概念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的蓬勃生命力。
那么，之后的生态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对生态的定义有三个特点。一是将生态学概念移植到学分析领域，以生态学的理念为研究方法，以现实为研究对象，明确了生态与生态的区别。二是在党的的论述的基础上定义生态，限定于系统内部，比生态学的概念更狭窄。如戴长征认为：“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环境、关系、行为模式、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6]杜运泉从中观意义上界定生态，认为生态是“特定系统内各行为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成的总体性状态，这种状态也受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会在系统内部生成一种环境和氛围”[7]。但仍有部分定义尚未摆脱生态学概念的影响，认为生态包括系统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笔者认为，不应将生态的概念放大到、社会、自然等各个领域，将其定位于系统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三是生态的定义多偏重质性的宏观抽象，缺少具体可操作化的定义，导致虽然研究的对象是现实性的，但是研究路径却是以理论性的阐释为主。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生态概念的界定，应当将生态学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充分吸收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等理念来分析系统的内部状态。在生态的污染和净化过程中，人(尤其以官员为主)和人际关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相关的研究除了宏观分析之外，还可从具体的维度，如人际关系[8]，开展更为微观的实证研究。
生态是对中国程度与反形势、系统状况及环境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现有的衡量生态好坏的标准多为形象的比喻，如“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缺少操作化的标准。不过，通过这些描述性的标准也能从宏观上把握当前的生态状况。
习在中央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发挥党内生活功能作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清明。”[9]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的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清明”也是纯洁的生态的标准之一。整体而言，生态的好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政环境。“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1]，从政环境的优劣是生态清浊的直观反映。从政环境又可细分为选人用人和作风建设。在选人用人方面，是选拔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还是任人唯亲、、买官卖官、，其所产生的生态是截然不同的。在作风建设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多大程上得到了治理反映了生态的纯净度。
第二，状况。与生态相互影响。形势严峻，就会严重污染生态；得到治理，生态也会好转。反过来，恶劣的生态会成为滋生的土壤，导致进一步恶化，而纯洁的生态则有利于形成廉洁文化，减少的发生。习强调，净化生态，要持续深入推进反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4]反斗争的成效亦是生态状况的一面镜子。
第三，管党治党成效。党内生活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两方面。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党内生活的关键，清爽干净的干部关系能产生正面的示范效应，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问题则会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损害党内生态。党内法规制度越完善、越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的笼子扎得越紧，生态就越好；反之，对干部的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生态就会越污浊。
与的论述相比，学界对生态衡量标准的研究较少。高振岗依据国家政权理论、生态理论、制度理论等理论构建了党内生态评价体系，从党内规章制度、政、党内生活、党内外关系、党内外监督五个方面设计了20个指标来评估党内生态的好坏。[10]虽然该研究主要针对党内生态，但其设计的指标体系对于中国整体生态的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生态”概念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问题针对性。其从较冷门的学术概念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热点话题，显示了中国当前从政环境恶化，生态受到污染。整体而言，可以将生态恶化的污染源分为行为层面因素和思想层面因素。行为层面的因素是指党员干部违反纪律和法律的失范行为，包括、、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结党营私等。思想层面的因素是指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思想滑坡、腐化堕落，以及对文化、的认同。行为层面和思想层面的因素互为表里，导致了生态的恶性循环，并进一步危害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合法性。
结合的论述和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生态的污染源。这些污染源既是生态恶化的原因，也是外在表现。
第一，。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会导致，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是生态最大的污染源。从之后高压反腐的结果来看，党的高层以及各个省市的领导班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区域性、领域性并存，窝案、串案频发，形势非常严峻。分子担任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各项规范和限制权力的制度就会失效，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使投机专营、利益交换等潜规则盛行官场。
第二，不健康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主要是指官员群体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官员的上下级关系、政商关系以及有关的私人关系。人际关系是否健康当以法律、纪律规定以及道德规范作为标准。不健康的上下级关系首先是指干部选拔任用中存在的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现象。部分领导干部置正式制度于不顾，热衷于立山头、建庇护网络，导致部分干部在工作中不以干出成绩为要，而是忙于站队、搞关系、走后门，上下级关系异化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某些干部不再是党的干部，变成了领导的家臣。而那些勤恳干事的老实人却很难得到升迁。其次，不健康的上下级关系也包括高级干部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现象。这些干部或是曾经有过工作的交集，或是有共同的地缘关系，如周永康的石油帮、政法系和的西山会等。这种团伙勾结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党的形象，甚至威胁政权稳定。从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部分地方、领域肃清“大老虎”流毒的效果不佳也可以看出，其对生态的危害是广泛而深远的。
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指进行利益交换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导致的。部分官员的价值观扭曲，贪图私利而被商人“围猎”。不健康的私人关系主要指官员利用特定关系人③作为的中介，利用影响力为配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以及默许、纵容亲属以本人名义谋取私利的现象。自身的堕落加上对亲属的放纵导致严重的家族。家族往往与官商利益联盟紧密联系，使官员的商业版图和商人的资源不断扩大，不仅污染生态，还危害经济生态，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三，不正之风。这个风气不仅包括党风政风，还包括社风民风。党风政风方面，党内生活不严肃、不规范，党纪松弛，部分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独断专行、庸懒无为，党政部门“四风”问题突出。习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生态不是孤立存在的，受到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11]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风气，不断侵蚀着生态，即认为公务员应该清正廉洁，不应享有特权，但依然想成为享受“特权”的公务员队伍的一份子；在涉及自己的利益时，不再讲公平公正，而希望能通过关系等渠道获得优待。此外，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正也会导致家族，对政风社风造成极坏的示范效应。社风民风与党风政风相互影响，使生态变得污浊。
针对生态的污染源，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解了存在的突出问题，完善了相关制度，生态整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中国生态的恶化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社会价值观念急剧变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文化盛行，利用权力牟利的机会增多，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制度尚不完善，现象日益严峻。到之前，生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的重构绝非朝夕之功，需要循序渐进，长期坚持。重构生态的策略可以从治标、治本两个维度划分成三个渐进的路径：治标为主、标本兼治和治本为主。
治标为主阶段是在短期内通过一系列密集、严厉的行动来整治生态最突出的问题，防止其进一步恶化。标本兼治阶段是将治标阶段的一些措施常态化、制度化，同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这一阶段是继续巩固治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