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领域，而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我国经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论探索，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与科技创新、生态补偿机制等实践和推广，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智慧。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向世界讲述的中国环保故事。
目前，在全球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全球环境治理中，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领域之一。生态文明一般是指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为目标，以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为内涵，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其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2年，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1]。经过多年来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步向前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理论探索方面，习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南，还在生态价值追求上实现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逻辑统一。习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它既是对主要包括辩证与实践的自然观、唯物主义的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新社会三个层面的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我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2,3]。它基于我国国情判断，树立和践行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科学理念，将生态文明纳入基本国策，制定相关指导方针和发展方式，规划建设目标，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科学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在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4]。
在实践推广方面，2013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案，从而初步构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推出众多举措，例如，创新战略环境评价制度，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布局、结构与规模，统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打赢蓝天保卫战，把它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从而促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坚持“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遏制自然保护区受侵蚀和破坏的趋势，改善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并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里程碑。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在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在国际上，得到联合国等机构和学者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概念,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 [5]。
当今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问题，通过全球环境治理，携手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如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已被联合国列为三大全球性危机。其中，生物多样性是指某个地区所有或特定类群的生命体、生态因子以及相关生态过程（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的总和，主要包括基因、物种、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从全球环境治理视角看，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其共同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这充分反映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求。在2015年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组成部分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理，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两项目标分别直接涉及水体和陆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6]。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则直接或间接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下降和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将危及那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之间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7]。据预测，气候变化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因而需要积极探索能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此外，解决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其他压力也有助于增加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捕获和储存碳的能力，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并通过增强生态系统和农业生计的承受力，帮助全球适应不利的气候和极端天气的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21年发布的报告表明，需要实现变革，以解决导致气候变化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并着重指出今后10年采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紧迫性 [8]。
我国倡导和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契合，二者都在寻求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赤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1992年以来，我国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过程中呈现出从被动的追随者、积极的参与者到主动的贡献者三种角色的转换过程，转换的时间节点相对清晰 [9]。在角色转变的背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利益认知、科技水平和全球环境治理态度的共同推进。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到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在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中，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化解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范例。
作为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和产品，例如固碳、食物和纤维。因此，生物多样性连接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是人—地系统耦合的关键。研究显示，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价值远高于人类经济生产价值。通过货币化核算，2011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达125万亿美元，而同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为68.85万亿美元 [10]。人类生存与发展主要还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强大的服务功能，例如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遗传多样性给农林牧渔新品种培育提供的基因储备，而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与生物多样性水平密切相关。因此，生物多样性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各种人类活动会引起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变化，从根本上改变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多地极端天气频发、北美洲野火肆虐、东非国家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这些灾害都不断警示人类，必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采取变革性措施来扭转生物多样性不断恶化的趋势。2019年，IPBES发布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非常严重，这已经对世界的经济、粮食安全、饮用水，以及人们的生计和生活质量造成危害；在亚太地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数量在下降，外来物种入侵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的驱动因素之一，而保护区在覆盖范围和管理方面仍需加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基于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生物多样性既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也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 [11]，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生态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来推进，而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框架下进行 [12]。所以，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功的前提。
主流化（mainstreaming）在国际上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措施之一。依托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基础，我国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得以实施 [13]，从而避免“先破坏后保护”，做到防患于未然，使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和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探讨如何在经济学中考虑这些人类最珍贵的自然资本。据统计，在2018年及此前几年，我国每年投入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公共财政资金达26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0.3%），是2008年投入的6倍。相比之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资金（包括公共和私人来源的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约占全球名义GDP（即货币GDP）的0.1%。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要制度创新之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下，我国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得到系统、完整地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正逐步恢复。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它是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根据保护需要提出的创新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特有的概念，于2017年被国家正式采用。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国家公园、湿地公园和饮用水源地，以及其他重要区域如生态廊道和极小种群栖息地。截至2020年，我国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大量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与脆弱区、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保护了全国近40%的水源涵养与洪水调蓄功能、约32%的防风固沙功能，以及约45%的固碳量 [14]。
我国对森林、草原、荒漠、河湖、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例如在“十三五”期间开展了抚仙湖等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试点。这些生态修复工程不仅有助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且极大地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碳封存功能 [13]，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流域保护为例，在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施“十年禁渔”制度，而且它作为修复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关键之举，已开始在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中发挥作用。在2021年上半年，东北虎、亚洲象、豹、棕熊和貉等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人类聚居区，这一方面说明无论在荒野还是城市，部分野生动物的自然种群正在显著地恢复，另一方面说明局部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与共存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命题。
此外，自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于1981年4月8日正式在我国生效以来，我国坚定履行该公约义务，建立以《野生动物保》《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为主体的履约立法体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我国在该公约秘书处组织的履约国内立法评估中被评为最高等级，多次获得公约秘书长表彰证书、克拉克·巴文奖，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亚洲环境执法奖等奖项。
我国通过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并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保护方式，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协同推进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共同参与等机制和具体实践案例，总结出大量成功经验，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有目共睹。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的习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即“两山”理论）。10余年来，安吉县坚定不移地践行“两山”理论，从工业立县转型到生态立县，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成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地增。